今年5月，80后青年作家蒋方舟跟随李克强总理去哥伦比亚交流，总理说“年轻人，不错啊”。但她自诩“非典型年轻人”，不愿担当80、90后代表。在与《时尚先生Esquire》的对谈中，她说，尽管没有经济负担，也比同龄人成熟，但失去了太多属于年轻人的乐趣，还要时常被问及感情问题，也不得不面对“被黑”、“被攻击”的状况。这令她感到懊恼。

近来，蒋方舟时常参加电视节目录制，但心在娱乐圈外，也没有圈内的朋友。她说，当发现自己没有陶醉于灯光镜头下，我就放心了。

（来源：微博）

关于跟总理出访的自述

当时，文化部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去哥伦比亚的交流，要去七天。那段时间我很忙，想到办因公护照也麻烦，就一直推三阻四。但是文化部很重视，找了我好几次，还给我所在杂志社的上级主管单位打了电话，我想想便去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会有高层领导，去了之后才知道总理也在。（这次交流）是个纯文学的讨论会，在场嘉宾绝大多数是作家，我的演讲稿也全部关于文学。整个氛围十分单纯。

（演讲稿）写得很仓促，是回家路上在车后座用一个小时赶出来的。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官方、那么注重意识形态。也没有人限制我怎么写，只告诉我需要写关于中国和拉美文学的内容。

这次交流共去了两个团。一个是作协的团，有铁凝老师、莫言老师、格非老师、麦家老师，还有一个是文化部的团。由于我没加入作协，所以就跟着文化部的团，团里有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主席等等。我当时关于自己以什么身份参加，并没有想太多，我害怕自己很难保持纯粹的心态。

（这次交流会）对我真的没什么影响，当时也没有太多时间和总理交流，只是寒暄。回国以后，我也并不觉得因此受到了重视或者赏识。对我最大的触动是，我感到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交流了。

我一直没有接受采访去大谈特谈这件事。我觉得写作是那种只有保持清醒才能走得远的事。你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清醒的认识，以及不为任何社会趋势所影响的心态。如果说我有什么野心的话，那就是希望自己能越写越好，作为中国年轻的写作者，能够在世界文学上有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但你要说我是中国青年的代表，那绝对是没有的事。

当然，相比很多同龄人，我可能已经解决了他们尚未解决的困惑。物质是一个方面，也包括我的事业，我怎么处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周遭的人际关系，这些在多数年轻人心中的困惑我已经想明白了。这是我幸运的地方，也是我不幸的地方。幸运在于，我可以专注地写东西；不幸在于，我丧失了很多乐趣和参与感。我现在时常感到自己完全是出于写作的动因才去观察这个社会，缺乏热情。我真的算不上是典型的年轻人的代表。

蒋方舟随总理出访哥伦比亚 （来源：微博）

谈翻译马尔克斯风波

很多年前我翻译过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苦妓回忆录》（作者：马尔克斯）。大概译了6万字左右，我的师兄高晓松也有所参与。那时我们俩还商量能不能把版权谈下来，让这本书出版，但没能成功，所以我就在网上发布了一部分。去年，新经典拿到这个版权，并找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一个叫宣乐的人，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出版了。结果有记者在报道中就出现了事实性的错误，说我就是那本书的译者。很多媒体还跟风去写，也没有任何人求证我。当我知道后，第一时间在网上做出了澄清。这就是全部的事实。过错不在我，有人非要觉得我是冒名顶替那我也没有办法。

（你相信有人故意抹黑你吗？）是故意的，你能很明显地看到有那么几个固定ID持之以恒地、有规律地、成群结队地在骂你。甚至有人打骚扰电话给我，半威胁半恐吓。还有人给我爸爸的单位打电话，要求他们辞退我爸。这些东西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后来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把电话录音，短信截屏，网上的评论也截屏，也算是对万一会发生的伤害性事件做一个准备吧。

我当然不会去回击，他们要去编造故事就请便，我是不会陪着他们当小丑。不过我觉得水挺深的，尤其是这种成规模的东西背后究竟涉及到什么，我不愿意去揣测和想象。

蒋方舟参加电视节目《文学英雄》（来源：无极图片）

（E＝Esquire；蒋＝蒋方舟）

E：你好像抱怨过80%的记者都会问“你妈逼你结婚了吗？”

蒋：好烦啊，昨天有五个采访，起码四个都问了这个问题。到处都是结婚！结婚！一次两次还好，老被问到这个问题，自己都有点心虚。其实这是一个挺不礼貌的问题，对朋友我恐怕都不会这么问，何况是不熟的人。被问得多了有时候我就会恼火。我觉得这其中藏着一种预设，就是知识女性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嫁出去？结果“惨”和“作”就成了结论。

E：不嫁也可以过得很好啊。

蒋：为什么有些人觉得知识女性大龄不结婚就不幸福，其实知识女性的幸福阈值比较高。我之前一直被我奶奶洗脑，说成功女性就是不幸福，所以你千万不要成功。我差点就相信了。结果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写东西，到处玩，去了很多地方，未来还最想去南极，再去一趟南美。我觉得自己过得特别好，在把房子等等的问题都解决了的情况下，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钱。

E：可能有些人会没有安全感。

蒋：小时候我也会对财富缺乏安全感，但现在我觉得最没有安全感的倒不是我能不能挣钱，而是自己的创作力还能不能维系。包括电影导演、艺术家等等每一个创作者都应该随时检视自己的创作能力和耐力。

E：你写的故事里的婚姻都挺膈应的，看了以后就会反思，结了婚就会幸福吗？

蒋：对，我觉得这本书可以改一个更畅销的名字《结了婚就会幸福吗？》。其实有时候我看那些女性时尚杂志对女人的塑造也是惊人地符合男权社会的要求，就是“事业生活两得意”。其实现在很多文章都贩卖正能量成瘾，但背后的那个根基其实特别单薄。而所谓“倡导女权”或是“倡导女性独立”的一些杂志价值观也挺混乱的。你采访的不外乎是一些名人，然后展示她的衣橱，展示“我是如何拴住我老公的”，这跟女性自强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E：我知道你喜欢年纪比较大的男人。

蒋：对，但我也并没有很在意这件事。有时候晚上喝点小酒，就会去想想。但大部分时间里，谈恋爱这件事对我不构成困扰。

E：因为你的心理年龄比同龄人大吗？

蒋：应该是。还有就是常接触到年纪比较大的人，比如70年生人。他们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让我欣赏的优秀的品质，比如正直和善良，遇到大事不慌乱，有担当等等。当然，80后90后也不是没有好男生，而年龄大的人中也不是没有渣男。

E：我看你这些小说每一篇里面都有渣男，各有各的渣。

蒋：是，我的故事里好像……只有一位盲人是好男人。所以我写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乔治·马丁写《冰与火之歌》的乐趣，就是“所有健康、正常的男性都不好”，只有残缺、肥胖的男性是好的。（大笑）

E：你的小说不少是以男性的视角去叙事的。

蒋：我是希望这些小说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女性作者在写女性主题。我希望小说中涉及到各个阶层、各种年龄、各种职业的人，这是我在技术上给自己出的一道考题。如果始终用太过单一的叙述方式，就没有自我锻炼了。

E：你最近录了好多电视节目，算要进娱乐圈了？

蒋：我内心的标准不是我要出名了，而是我有没有在享受这件事。当我发现自己没有陶醉于灯光镜头下，我就放心了，说明我整个心还在娱乐圈外。一旦我发现自己在享受这个抛头露面的过程，那就要警惕了。

E：娱乐圈因为利益太大了，诱惑也很大。

蒋：跟我没关系。其实文化圈利益也挺大的。最近不是最流行一个词叫“IP”么？总会有消息说“谁的版权又被几百万买走了，其实写得也不怎么样”。原来会生气，现在就是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一方面，自己在物质上也没什么要求了；另一方面，你会发现，你跟他们重视的东西不一样，他们追逐名利，得到利益是应该的。但如果像我这样对名利没什么渴求，那还争什么呢？

E：你会参加那种辩论性质的电视节目吗？

蒋：我觉得辩论是件特别2b的事情。我小时候看过大专辩论赛，就对那种自作聪明的语言游戏特别讨厌，而且辩论的都是一些无解的问题，比如婚姻和爱情。挺无聊的，这种事情不可言说，你去经历就好了。

E：你有什么圈内好友来给你新书站台吗？

蒋：首先我是个脸皮特别薄的人，拜托别人这种事我一向也很不自信，我总会觉得跟这个人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一步。当然这是我的一大困扰。

E：但你常常给朋友去站台。

蒋：对，我不太会拒绝。我心里清楚这是在卖一个人情，所以我也不希望别人纯粹因为还一个人情来帮我站台，我会觉得愧疚。而且不断的人情之间的相互偿还，其实挺丑陋的。

E：你在娱乐圈有什么好朋友吗？

蒋：也没有什么朋友，就是朋友圈的点赞之交。娱乐圈可能比文学圈更难交心吧，因为那里面利益很大。我们在节目里短时间内相处的很好，但也不会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就算人家的朋友了。我不会这么蹬鼻子上脸。

E：你不会去维护这些关系？

蒋：我不愿意故意去贴着人家，去维系感情，那可能让人家也会很难受，我自己也很不好意思。大家还是……不要勉强彼此了。其实大部分维系感情的原因都是觉得有利可图，或是未来有利可图吧。而我既不愿意成为用得到别人的人，也不愿意成为被用得到的人。

E：会为书的销量担心吗？

蒋：我看着亚马逊上面那个畅销书排行榜，我就特别清楚自己写不了畅销书。这不是心态问题，是能力问题。

E：你在写长篇？

蒋：对。其实在写这本短篇集之前写过一个长篇，但是写得太差了，我就全删了，一个字也没有留。写完这本之后，我觉得好像可以开始写长篇了。写长篇比写短篇难很多，我写短篇时有个很大的动力就是不断鼓励自己，我还有两天就写完了，我可以离开这个人，离开这个故事了。而长篇就像一个密室，你要跟这个人关在一起好长时间逃脱不了，这个挺考验人的。

（来源：微博）

编辑/魏玲、杜晨薇 文/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