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神》里赌神高进借陈金城之手杀掉仇人高义，陈金城说：“这儿是公海……只有这条船所注册的国家才可以抓我……巴拿马总统跟我还算有点交情！”但没想到高进控制了船长，船一直没有开到公海上，仍在香港的辖区内，高进一石二鸟得以报仇。
事实上，很多人或许受电影、文学作品等的影响，会认为公海属于“法外之域”，即便刑事案件也可以免于罪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公海上的杀戮与虐待】
斐济岛一辆出租车上乘客遗落了一部手机，手机里的录像记录了一场残忍的屠杀。
这场屠杀发生的大致位置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迦哈立德港，在将近七分钟的录像里，大船上的人向漂浮在海中的四个被害人有条不紊地打出了至少四十发子弹，在最后一个人也死去之后，甲板上的人们开始大笑、自拍。四艘船上有几十个目击者，但没有一个人上报这件事情，若不是这部遗落的手机，很可能这次屠杀永远不会被活在陆地上的人所知晓。
十多个观看了视频的安全专家认为，这起屠杀是由一名持半自动武器的枪手一人完成的，很可能是一名私人保安，潦草的侦查之后，斐济首都苏瓦的警方结束了调查，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这次案件并非发生于斐济海域，也不涉及斐济船只，至于被害人，鉴于没有上报的海员失踪案，他们认为遇害者当中没有斐济公民。
遇到这类案件，政府的反应并非寻找凶手，而是如何尽快脱身，台湾的渔业部门认出其中一艘船来自台湾，但他们也并没有从船长那里得到更多信息。授权船只的企业拒绝对船上的武器做出解释，他们认为死者是海盗，但“海盗”这个名词，已然成为了海上谋杀的最便利借口了，无数复杂的利益计算与报复被深埋于这两个字之下。
一艘停泊在远离陆地西非海上的船只，船员在海上强迫两个偷渡者下船，他们被遗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木筏上漂泊。不仅如此，这艘船还触犯了多个国家的环境法律，负有数百万美元的未偿债务，并被海上监督组织列为有非法捕捞的嫌疑。但尽管如此，这艘船仍然能够自由操作，且船上从来不缺乏劳动者。
被抛弃的两个偷渡者在大西洋的木筏上漂泊，幸运地度过风暴，并飘到了陆地周围，被一个驾驶10英尺的木船的渔民发现。为期半天后，偷渡者到达了一个渔船码头几英里以外的港口城市布坎南，（属利比里亚），在那里他们很快被拘留，但并没有被关进监狱。利比里亚官员称，他们只惩罚在陆地上的犯罪，不包括水里。靠岸六天后，其中一名偷渡者因病身亡，而另一个则幸存下来，最后被遣返回到坦桑尼亚。在船只抵达西南端英格兰附近的港口特鲁罗时，英国警方针对抛弃偷渡客事件对船采取了调查，但最终由于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这艘船关闭了它的位置信息而消失，实则是改换国籍和公司，转而出现在了泰国的港口。对于它过去的罪行，新的船长表示：这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船。
朗隆的苦难之旅从他爬上一辆货车开始。他的家在柬埔寨，因为自家田里种植的稻米不够吃，弟弟妹妹要忍饥挨饿。目睹此情此景，他接受了一名蛇头提供的机会，准备越过边境去泰国做建筑工人。
这本该是他人生的新起点。但是到达泰国的时候，朗隆却被几个武装人员关押了好几天，地点在曼谷东南部十几英里处，北榄府港口附近的一间屋子里。之后他和另外六名移民被赶上了一艘破破烂烂的木船。这是他随后经历的三年悲惨的海上囚禁生活的开始。
直到碰见在码头工作多年的宋南，后者偶然机缘之下看到了海上囚工的处境，当朗隆用高棉语低声说：请帮帮我。这位41岁的工人动了恻隐之心，用钱向囚禁工人的主管将朗隆赎了出来。
重返自由的朗隆会一直盯着一个地方看，目光空洞。他说自己这辈子都不想再吃鱼了。他还讲道，一开始他还会用在木栏杆上刻痕的方式，努力记着自己在海上度过的天数、月数。后来就放弃了。“我没想过自己还能再看到陆地。”他说。
海上黑工绝对不在少数，有的是存了侥幸心理想赚快钱，有的甚至是被拐骗、囚禁到海上。这些被强迫的劳工的悲惨境况在南海上最为突出：生病的人从船上直接被抛入大海，反抗者遭砍头，不顺从的人“被”关在甲板之下的暗仓里，连续数日和腐臭的鱼虾关在一起。他们会受到无休止的虐待，如同朗隆这样被拯救的只是极少数。
当安德拉德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他很健康，满怀希望，期盼着赚来足够的钱修补家中漏水的屋顶。
但七个月后当他回到家中，他躺在木棺里，身上满是瘀伤、割伤，眼睛与胰腺更是不知所终。
为了高工资的承诺，安德拉德所在的村庄很多人都被海洋公司招募到海上工作，但事实上不但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金钱承诺往往也只是泡影。一旦上船，他们必须每天工作二十小时，时不时遭到毒打，死在海上的绝不止安德拉德一个人。
但这些悲剧的始作俑者，新加坡的Step Up Marine公司，涉嫌贩卖人口、虐待、欺骗性招聘、拖欠工资的这个企业，却并未受到与他们罪业相衬的惩罚，在这个案件中，菲律宾当局已落案起诉11个人涉嫌非法招募工人、贩卖人口等罪，受害者就包括安德拉德，但只有一个人被逮捕并可能面临无期徒刑，这是一个46岁的女人，级别很低。在这场招工中，她的工作最多给她带来20美金的酬劳。
安德拉德的尸体到达港口后，法医进行了六天的尸检，总结出的死因是急性心肌炎，随后尸体被运到菲律宾进行第二次尸检，这次法医对新加坡的尸检报告提出质疑，因为心肌炎无论如何无法解释死者脸部、胸部的多处瘀伤与割伤，更不能作为消失的眼睛与胰腺的可靠病因。安德拉德先生很可能死于非自然原因。或者直白地说，死于暴力。
【公海上的刑事案件到底该由谁管辖？】
在国际法上，公海是指不包括国家领海或内水的全部海域。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公海是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以内的全部海域。公海供所有国家平等地共同使用。它不是任何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因而不处于任何国家的主权之下；任何国家不得将公海的任何部分据为己有，不得对公海本身行使管辖权。
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个概念：船舶国籍。每一国家，不论其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均有权在公海上行驶悬挂其国旗的船舶。船舶悬挂某一国家的国旗即具有该国国籍 ，这个国家即该船的船旗国。船舶在公海上只服从国际法和船旗国的法律。在公海上行驶的船舶，必须而且只许悬挂一个国家的国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国家和船舶之间必须有真正联系”。船旗国对在公海上有权悬挂其旗帜航行的船舶有专属管辖权。公海上的船舶受船旗国法律管辖并受其保护。
具体到刑事犯罪，公海上的案件主要有四种管辖：
属地管辖：在公海航行的船被看作是船舶国籍所在国家领土的延伸，因此在船上的案件受船旗国管辖。
属人管辖：受犯罪嫌疑人的国籍所在国管辖。
保护管辖：受被害人国籍所在国管辖。
普遍管辖：公海上的普遍管辖权是指各国对发生在公海的，被国际法认为是普遍管辖权对象的特定国际罪行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行使管辖权。这些案件包括海盗行为、非法广播与贩运奴隶与毒品。
也就是说，在公海上的犯罪与陆地上一样，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并没有什么可以遗漏于法网之外，根据船舶与当事人的国籍，这些案件可以得到正常的审理，对于海盗这种国际罪行，更是“人人得而诛之”。即便是最极端的情况：两个无国籍人在公海的水域里（没有船只），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给杀了，同样未必能免于罪责，因为有“普遍管辖”这一理论依据。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公海上的罪行并非可以掩人耳目，也不意味着犯罪者可以逍遥法外，但事实上，公海上罪行的严重程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想象。
《纽约时报》建立的数据库中，在已统计好的部分，2014年一整年，仅在西印度洋、东南亚与几内亚湾三个海域，就有5200民航以上的海员遭遇海盗和抢劫，有500多人沦为人质。
海盗的行为超出了各国政府的执法能力与范畴，枪支与护卫队因此在海上更为泛滥，而这为公海更多的冲突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
渔船也是案件的另一个集中点，渔船上暴力犯罪的几率是游轮、货船、客船的二十多倍，享受大额补贴的中国和台湾渔船在努力扩大势力范围，渔民们在同一个地点聚集，捕捞量减少，冲突摩擦增多，谋杀案多由此而起。对海上的冲突提起诉讼非常少见，因为海上的船舶与人存在着大量的管理上的漏洞，很多时候是船只没有保险，还有一些时候是海员没有海员证。正如鲁荣渔2682号上的情况，刘贵夺正是因为利益问题想要返航，遭到船长“你们回不去了，都没办船员证，其他船不敢搭你们回去，否则就是偷渡，你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的拒绝，并且由于公司与船员签订合同的时候使用了虚假公章，即便是返航，矛盾也不太可能诉诸法律手段得到公正解决，遂起劫船杀人之心。
整个地球上，少有地方像公海这样藐视法律，英国航海作家乔治·罗斯曾说：“没有船，世界的一半将冻结，而另一半会饿死。”人们依赖海上作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海上的生存规则与陆地渐渐相合——事实上，今天的海事法律极其缺乏威慑力，海洋，仍然是一片弱肉强食的地方。
我们看到的是，海洋上似乎有着另一套社会法则，与陆地截然不同，惯于生存在海洋上的人对于那些潜在的规则秘而不宣，在那些我们看不到也想象不了的地方，每一个向他人施以不公的人合谋创造了一个法外之域。
人们不被要求报告发生在公海上的暴力犯罪，手机录像的案子是很好的例证，在场的目击者有数十人，他们如今转辗在哪篇海域、哪个港口，统统无人知晓，并且他们根本不愿意付出时间与精力为那些在他们看来已经麻木的违法行为做供述。那些受到戕害的人，尸体被找到的几率极其微小，很多时候受害人的身份可能永远都搞不清楚，案件发生的具体位置也无从精确获得，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上，人的性命根本不受重视。
另一方面，由于债务或胁迫，每年成千上万的工人，其中许多都是儿童，在船上被奴役，而只有极少的监管。平均而言，每四天就会有一艘大型轮船沉没，每年大约有2000到6000海员死亡，而这些多数都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安全防范演习而导致的可以避免的事故。
那些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船只往往不仅是消失于人们的视线，而且消失于法律的监督。尽管各国已经签署了几十个海运协定，船运业已经公布了许多指导方针，联合国已经规定了数百条规则，都旨在规范船舶、船员和安全性。但是，这些法律往往较弱，犯罪分子很容易掠过，国家和国际机构通常没有资源来执行这些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