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吊高的屋顶、钢木旋转楼梯，会议室外是安迪·沃霍尔波普艺术式的杨澜自画像。一阵匆忙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杨澜身着单排扣圆领连衣裙出现在门口，“抱歉让你等这么久，今天我真是遇到大堵车。”

荧屏上的杨澜知性、大方，采访时呈现出一个外向又不失端庄的倾听者的形象，因此很容易被联想成朋友圈中的心灵导师。“我不会扮演‘知心姐姐’的角色。不过来找我谈想法的人确实挺多，小到一个节目的创意，大到一个创业想法，他们都来征求我的意见。但是如果说有什么情感苦恼，我还没被当成这方面的专家。”她顿了顿，开玩笑说道，“也许是我不懂星座吧！我还会经常请教我们公司的小女生给我讲讲白羊座有什么特质呢。”杨澜不喜欢被人称作导师，私下里，她的同事告诉我，杨澜认为每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那些网上流传出来的“杨澜给女大学生的十四点建议”、“杨澜给女人的智慧课”，都不是她说的。

然而，杨澜似乎一直被社会公众贴着各种各样的标签。2000年，她被评选为“重塑中国形象的十二位代表”之一，“我可不敢说我自己代表了什么形象，只不过因为我身上的某些属性，有一些事会在特定时刻找到我。我自己对世界是持有比较开放的观念，也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以这种真实而友善形象也许正是我两次被选为代表北京申奥的陈述人的原因之一吧。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外国人认为很多中国人的个性不够张扬，没有独立思考，或者对这个世界上正在进行的事情不是特别了解等。这些印象当然早已过时，你会看到很多中国人都是非常有创造力和活力的，我希望世界对中国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很多人熟悉杨澜大约是因为她的《杨澜访谈录》，这档节目如今已经走过了第17个年头，关联了800多位采访对象，他们有的以人生经历备受瞩目，比如刘少奇之妻王光美这样的人物；有的以个性取胜，比如李敖这样放荡不羁的才子；还有的以才华打动人，比如才去世不久的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杨澜称每一次对话都是很过瘾的思维的激荡。

杨澜认为自己的留学经历、采访经历、旅行和阅读都是开阔眼界和胸怀的重要因素，她走过大约45个国家和地区，她说：“我发现这个世界有非常多元的思维方式和个性特色，如果用一种观念去限制其他人的想法，这是可悲且不可能的事情。我的经历让我学会倾听、接纳不同的思想，这是个不断开放头脑和视野的过程。”

她提起与《Cosmo》前主编海伦•布朗生前的一次见面，纽约办公室里，红色沙发靠垫上印着“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的字样。“我们聊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年轻女性，那个时候也有家庭包办婚姻、女孩子受教育是为了嫁入富贵人家而不是为自我成长的观念，因此她提出‘坏女孩走四方’就很有挑战性，是一种对世俗的蔑视。”杨澜说她们两个谈得非常投缘，“我以为她是穿Prada女魔头那种高傲和冷峻的角色，没想到她激情四射，对女性的生活方式充满包容。她觉得或许女性在选择男友时可以放宽条件，选择比自己年轻的男友也未尝不可。”

杨澜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父母对她的教育可谓“严格却不严厉”，他们非常尊重她的个人选择和观点。“我的父母也没有什么特权和关系，我觉得这反而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自我成长的空间，我也不用辩白是不是靠了父母的恩惠。在这个很多领域仍有空白、可以不断填补和突破的时代，有机会自我创造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父母的教育理念也让杨澜以相似的方式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他们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选择，也许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还来征求我的意见，但是到了一定时候，我给不给意见都不会有太大的关系了。”

在杨澜女儿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有一次突然找到她说：“妈妈，我觉得你的生活方式挺棒的，你有自己的世界。”杨澜听后非常惊喜，因为她曾非常苦恼自己因为工作无法陪伴孩子，不能一身二用。“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孩子说过所谓关于女性独立的话题，所以当她也希望未来‘既有家庭空间、又有自己的世界’的时候，我知道是她感受到了我的生活方式。”她顿了顿说，“我一直相信和做的事情，才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

入行二十六年，前半程一直为事业奔波的杨澜也终于想把自己的生活和见闻分享给更多人，《世界很大，幸好有你》这本书应运而生。“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过多地关注自我，总是以‘我’为中心，‘我’要出人头地、‘我’要自我实现，觉得身边已经获得的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远方还没有的。但是人到中年后或许会变得更加懂得体味和欣赏，发现那些陪你看风景的人和风景是一样重要的。”她做了一个比喻，“人不是孤岛，你生活在关系中，还有‘我们、你们和他们’，我跟先生、孩子、父母建立的情感关系是生命中更深刻的体验。”杨澜把这本书看成一个散文集子，利用候机和在飞机上的碎片时间完成。“如果读者能在看到某些故事的时候会心一笑，我觉得就够了。”

身为公众人物，杨澜有时也难免被卷入是非。她曾被置身于“红十字会事件”、还被牵扯进“达芬奇家事件”等，对于这些，杨澜说：“有时候是因为说了真话替朋友打抱不平，就得罪了某些人；有时候完全就是‘躺枪’，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一些事情。不过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挨刀。其实我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江湖中有不同的利益和视角，尤其是当新媒体给更多人带来了发表言论和宣泄情绪的窗口时，不同的心态和眼光就会交织在一起，你不能要求这个环境对你永远公平。”杨澜回忆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我是从自己的角度把事实说清楚，如果这个时候用情绪对情绪，相互对峙和攻击，我觉得意义不大。这些事情会给你带来短暂的痛苦和委屈，但是你不需要一一去辩白，有些事情也不是辩白就可以解决的。人在世上，你不能无视别人的议论，也不能过于看重别人的议论。”

如今人们提起杨澜，最先想到的，是没毕业就有机会主持央视的《正大综艺》节目。她回忆道：“我打小就特别爱说话，小学期间，每一年老师都会在评语里写‘希望下学期上课不要说话’，主持这件事终于把我的缺点变成了优点。”1994年，杨澜从央视辞职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96年，刚回国的她决定制作属于自己的访谈节目；2000年，她开创了阳光卫视，是大中华区第一个纪录片卫星频道，虽然最后没能幸免于被出售的命运。“这几个都是我生命中重要的节点，需要一点冒险精神才能做的事。”

生活的巨轮滚滚向前，杨澜也愈加感受到了压力。“我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开始了这么多的事情。”杨澜有自己的珠宝品牌，起初只是希望和两个设计师朋友做出有设计感的、优质的中国高级珠宝，但是杨澜逐渐发现珠宝行业有自己的规律，最后不得不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团队。“做教育也是，我因为比较了解女性成长的必经阶段和她们需要的知识结构，比如心理学、现代商业和自我管理等，我以为会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一旦开始，就不得了了。”我本来想以媒体经验和自身爱好为圆心做一些事情，但当你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就需要“放手”：每件事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都需要充分地授权让自己的团队放手去做。通过激励机制，激发团队主观能动性。

今年，《杨澜访谈录》计划推出长达五个小时、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纪录片。六月底，杨澜刚刚结束在美国东部和英国的采访，访谈了包括麻省理工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IBM Watson（认知计算系统）项目负责人，走访了人工智能先驱图灵故事的发生地和牛津剑桥大学。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还会飞到美国西海岸采访Facebook、微软、谷歌的研究人员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等，全程下来，采访对象的数量将接近五十人。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杨澜熟悉的领域，除了新鲜的知识，科技背后的人性也是吸引她的重要原因。“人们对于科学家的刻板印象在这次采访中彻底被打破，接触多彩的世界本身就是工作让我不知疲倦的原因。”

她说起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的科学家，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Marvin Minsky。Marvin是一个即兴钢琴家，每当工作状态不佳，他就会炫耀一下琴技，同事的艳羡会让他的疲倦一扫而空。当杨澜到牛津大学的时候，人工智能专家Philip Torr用哈雷摩托车带她呼啸穿过牛津校区，引来不少关注，她在自己的微博发布了照片并配文：这位信奉拼命工作拼命玩儿的教授，声称摩托车和科学都是他的最爱！他带我飞驰过世界上最古老的校园之一，感觉很穿越！

除了采访，杨澜还忙着做“天下女人”幸福微课堂直播节目和新媒体社区。“这也是传统媒体人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转型吧。“前两天我们邀请到车晓跟大家分享生活方式，有很多网友给她打赏，顺便也赏了我点儿。我一看我的红包，多了好多钱呢！”杨澜笑着说，“我这还开辟出新的收入模式来了。”7月4日，杨澜受邀参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毕业典礼，在毕业生致辞的时候，她说：“恭喜你们，你们学的很多东西将来都会被机器取代。而不能替代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我鼓励今天的年轻人不要抱着一成不变的理论和所谓专业定位，不要认为自己的金饭碗可以吃一辈子。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只有不断学习和成长才能引领变化。”

杨澜还尤其鼓励女性开拓自己的视野：“当你拓宽了自己的视界，你就不会钻牛角尖，也更能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定位。”她一字一句，似乎在说出已经深思过多次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其实男性受到的压抑比女性更多，特别是在某些体制内的男性，从上下级关系到行为举止，他们被赋予了某种期待，这种隐形的规范实际是某种压抑。社会上总有探讨，是不是中国的女人比男人更优秀，我觉得是中国男人受到的世俗约束比中国女人多。”